曾几何时，文学杂志被很多人接受，传播。到了现在，文学杂志似乎无人问津，显出了一副没落的样子。究竟是什么让文学杂志没落了呢？
文学杂志从近代开始，走过了风风雨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却在当下被冷落，甚至有着被淘汰的趋势，是不是社会变了，人们的思想也变了？或许是吧。在近代文学杂志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不但介绍外国的作家作品，而且还能介绍外国的先进文化和技术，让人们看到更多域外文明的成果。那时候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读书人不是很多，大多数人都是不读书不识字的农民。知识分子拥有社会的担当和责任，可以看到更多可能。他们会兴办杂志，得风气之先，还要凭借手里的一支笔写一些文学作品，在杂志上发表，获得一些稿费收入。无论是鲁迅、周作人还是胡适、郁达夫，都有着这种写作赚稿费的心思，当然只是基本需求，更大的目的是用文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那时候，文学杂志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尤其是五四以后，很多文学杂志都出现了。有北京的《国民》、《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五七日刊》、《新潮》、《少年中国》、《新生活》、《曙光》、《工读》，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日报》、《上海学生联合会日报》，天津的《南开日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南京的《少年世界》，武汉的《学生周刊》，成都的《星期日》，杭州的《钱江评论》，长沙的《汀江评论》等，当然并非完全刊登文学，有的刊登时事评论，却起着引领社会思潮的作用。《新青年》的出现无疑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陈独秀做主编，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自主而非奴隶的、进步而非保守的、进取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要科学与人权并重，扛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
可以说，那个时代的文学有着诊断社会疾病，带领人们走向光明境地的意图。无论是鲁迅揭示的国民劣根性，还是陈独秀他们呼喊的科学与民主，都在给人们以思想的启迪，还要带领人们走出“黑屋子”，到新的社会去。李大钊主持《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向人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三方面的基本观点，起码让知识分子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那时候的文学青年非常多，写诗、写文章，投稿，发表，积极参与社会革命，并不会像现在青年沉迷网络和消费一样，而是有着远大的理想和积极的实践。此外，陈独秀和李大钊做主编的《每周评论》论述国内国际大事，发表社论、文艺评论、随感录等，伸张正义，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动员民众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起到了舆论引导的作用。
后来，进过一段史无前例的历史时期，文学似乎沉寂了，连《收获》这样的老牌文学杂志都停刊了，就更别提其他的文学刊物了。拨乱反正之后，文学杂志出现很多，蓬勃发展。经历一段沉寂时期的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也促进了很多文学流派的产生，促使很多文学杂志的出现。不过，市场经济大潮很快就来了，象牙塔中的大学生们不再那么纯情，而是要想办法找到好工作，找到赚钱的门路。资本进入社会每个角落之后，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也让人们看到只有自己赚了钱或者获得官职，才算是成功，不然就只能算作一般人或者底层人。人们都忙着下海经商，忙着赚钱了，忙着跑官了，哪里还能顾得上读文学杂志？
文学杂志因为订阅人数变少，而渐渐失宠，尤其是被推向市场之后，没有了补贴，也就只能自收自支了。在市场化进程中，很多文学杂志都倒闭了，剩下的一些只能苦苦支撑着。到了互联网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网络阅读兴起，文学杂志实现了转型，搬到了网上，网络版和纸质版同时发行，还注重版权的归属问题，算是适应了时代的需求，却还是读者不多。难道人们都不需要文学来慰藉心灵了？
当然不需要。资本和权力不允许人们需要，人们也就不需要了。人们需要的是赚钱，是抓权，而不是什么文学。文学在大多数人眼里只能算作消遣的工具，而不算是启迪思想的明灯。文学再也不是曾经的文学了，而是成了资本运作之下和权力审核之下的赚钱工具。如此一来，人们就不需要什么文学了，而是需要有用的赚钱秘术，求官秘诀。文学杂志彻底没落了，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表现为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大型纯文学刊物曲高和寡，自恋且封闭；一种是网络文学泛滥，庸俗的东西消解了文学的神圣。而这两者都缺少了文学的怨刺功能，一个变得温文尔雅，一个变得俗不可耐，但都不会像曾经的文学杂志一样提出振聋发聩的思想，也不会引导人们走向光明的境地去了。
或许，这是文学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就像一个衣食无忧的人只是满足自己的物欲，却失去了思想，也就变得不可救药了。其实，人们需要好的文学杂志，需要好的文学。只不过，在资本和权力的作用下，没有出现那样的文学杂志和文学作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