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王蒙先生与新中国共同成长，参与、见证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推动文学事业的繁荣，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他总是激情在怀，以文学为武器，去攻克一个个艺术的堡垒，写就一部接着一部的文学作品，是文学上的“马拉松选手”。今年86岁高龄的他，新近出版了长篇小说《笑的风》，在评论家看来，整部作品写得自由与潇洒，悠游与从容，“其史诗性美学品格、开放的文本结构，以及对时代、历史、人性等宏大命题的哲学思考，都堪称向中国小说传统的一次回望和‘返本’”。围绕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酝酿过程、创作理念、风格特点、语言追求等话题，王蒙先生夫人、光明日报原高级记者单三娅女士和他展开深入对话。
王蒙、单三娅夫妇（胡*摄）
1.写不出大时间、大空间、大变化的小说，怎么对得起吾国吾民
单三娅：作为一个86岁的写作人，你这次又发挥了优势，《笑的风》竖跨六十年，横扫大半球，让人一路回顾感慨。从主人公傅大成、白甜美、杜小鹃的爱情，从家庭婚姻角度来看中国、看世界，或者反之，这个视角你在《生死恋》里也尝试过，这次又发挥到淋漓尽致。
王蒙：历史的成果是有代价的，新生活的兴高采烈的另一面，是老习惯老家当老念想的失落。小说人会全面细腻地温习与咀嚼我们的生活进程。起笔时线条较单一，写起来以后，才越来越明白我的故事有多大的潜力。活生生的生活，正在成为历史，成为“故”事。它吸引了我，引领了我，小说的格局扩大着，运用了年事高者的全部优势，各种记忆、经验、信息、感慨，全来了。
我努力去接农村的地气，大城市的牛气，还有全世界的大气、洋气、怪气，更要让这些材料通气：通上新时代、新时期、历史机遇、飞跃发展、全面小康、创业维艰、焕然一新、现代乃至后现代的种种。我们所经历的最有趣、最热闹、最难忘，也没少发愁的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日子，所有的兴奋，所有的困惑，所有的艰难，所有的获得与失落，所有的挑战与和解，都来了，都在那里开锅沸腾，都在这里聚集、冲突、选择，拼出一脉风光……写不出大时间、大空间、大变化的小说来，怎么对得起师友读者？怎么对得起吾国吾民、此时此代？
单三娅：你这是一种风格，大时代大背景。也还有其他路数，而且似乎越来越普遍，就是地域化的写作。有的作者喜欢完全抹去时代，有的作者弱化大背景，也不能不说写出了时代的一种风貌。
王蒙：地域特点在一部分作家中很重要，比如老舍、赵树理、福克纳、果戈理。在另一些作家中则视具体作品而异，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并不突出四川或者某个地理环境，鲁迅的《阿Q正传》有显然的浙江绍兴吴越特色，但是更重要十倍的特色不在地域，而在中国，在国民性。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当然极富地方特色，但他的三部巨著并非如此。我的《这边风景》干脆是新疆伊犁特色，《活动变人形》甚至还有河北沧州味儿，而《笑的风》中鱼鳖村不无东北特色，Z城是边疆小城特色，然后至少还写到了京、沪、广与当年的欧洲。地域特色，也可以是多点的地球村特色。《笑的风》的特色在于其广阔性、全球化，这样的视野与写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世界大不一样了，中国大不一样了，文学描写的疆域怎能没有拓展呢？
2.生活的符号、历史的符号令人怀念，钟情无限
单三娅：《笑的风》读下来，有几个递进。第一章至第七章，主人公傅大成在日*占领下的东北出生，“大跃进”时代上了高中、娶妻生子，大学时期已为人父，改革开放初期成了著名作家。第八章至第十五章，傅作家遇到文学知音杜小鹃，他们乘改革开放之风驰骋于中外文坛，这段信息叠加，目不暇接。第十六章到第十八章，写的是傅白婚姻的转折，从犹豫不决到庭审、闹婚、离婚，可以看出这是你下笔最痛快淋漓的篇章，有思辨，有紧张度，把想辩护的想抨击的想唾弃的都倒出来了。后十一章，二次婚姻走向淡漠，傅大成走向老年，陷入回顾与反思。他甚至像一个旁观者这样来总结自己的过往：“对不起，所有哭天抹泪、怨天尤人的家伙那里，有几个人配说自己的生活是悲剧呢？不是丑剧闹剧已经难能了。”“请把陈旧的大成、甜美、小鹃的爱情悲欢，让位给新新人类的故事吧。”……从这些段落，我不知怎么咀嚼出作者你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过客感、匆匆感。
王蒙：近一二百年，中国是个赶紧向前走的国家，好像是在补几千年超稳定带来的发展欠缺的债。停滞是痛苦与颓丧的，超速发展也引起了种种病症。所以傅大成患了晕眩症，我们的社会也患上了浮躁症，20世纪80年代已经有所谓“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戏言。傅大成回忆过去，有了一种已无需多言的感觉，这就是一代一代的递进。后浪推着前浪，历史不断前行；当新的后浪追过来了，于是后浪又成了前浪；每个人都是后浪，也都成了前浪。“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每当写作的时候，我不是只追忆他人的沧桑，也惘然于自己的必然沧桑啊！正因为是匆匆过客，才不愿意放过。
单三娅：现代性是你在写作中一直探讨的一个话题，《活动变人形》中就有涉及，后来《生死恋》就更加明晰，而且大多是从恋爱婚姻这个角度来谈的。现代化这个课题，中国人实践了百多年，讨论了百多年，思想家、作家也大声疾呼了百多年，到现在，在谈论恋爱婚姻时还需要讨论这个话题吗？或者说，傅大成、杜小鹃们的选择不是相对自由的吗？他们幸福了、失落了、悲剧了，难道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吗？
王蒙
王蒙：作为一个古老、自足、曾经自信、当真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又尝够了近现代落后挨打滋味，直到如孙中山所说的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的中国，怎样既维护民族的传统，又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这一直是年以来，国家民族家庭个人，从领袖志士到知识界到人民大众所面临的中心课题。这不仅是发展学、社会学、*治经济学与科学技术的重大命题，而且包含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城城乡乡的追求与发展、成功与失败、梦想与现实，改变了不知多少人、多少家庭的命运，应该写出多少小说来啊！
小说小说，特色以小见大。中国文化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齐家是从正心修身到治国平天下的桥梁。《笑的风》的最初构思，来自一个婚恋的否定之否定的未终结故事，而一写起来，时代、沧桑、变化、再变化、欣喜、困惑、期盼、失落、奋进、发展……迎面扑来，汹涌澎湃。既个人，又社会；既琐屑，又巨大；既欢欣，又两难。得而后知不得，富而后知未足，摆脱之后知空荡，二度青春之后知世事维艰。写傅大成、白甜美、杜小鹃之间的婚恋纠葛，更要写鱼鳖村、Z城、京、沪、广；写三十年代与当时的流行歌曲，还要写欧洲，包括希腊、爱尔兰、匈牙利；写到二战与柏林墙、东西德、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也写到史翠珊的名曲《回首当年》，还有交响乐与克拉拉的爱情，以及中国作家会见当代联邦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情景。从60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写到年。
单三娅：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读的时候，老觉得你扯得太远，有显摆之嫌。这么说，那些人名、事件、歌曲，都是某个时代的符号，是历史印记，公认的，只要一提起来，那个时代也就呈现出来了。你的人物，总是在大时代中。
我们都是从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的。记得年我第一次去到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当时的感觉是处处不如人。这几十年的中国，身在其中觉得是渐变，回首却发现其实是突变。历史长河一瞬间，地球上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命运，就翻天覆地地变了。改革开放初期，一首歌曲，就能引起争议，一场与科威特的足球赛，都是国人最大的兴奋点，更不要说你写到的傅大成采访咱们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了。有些人红过之后归隐了，有些事轰动之后平息了，可是在书中一回放，哪怕只是些许片段，都让人想笑想哭。我感觉你又一次在挽留时代，就像当年写《青春万岁》一样。只要你生活过，你就不会放过！你用那么多篇幅写到外国，提到东德总理格罗提渥，回溯匈牙利事件、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契，现在的青年人已经不大知道这些名字了。看似闲笔，流露了你对于历史的多情回忆。
王蒙：当然。有人强调文学与时代*治背景不相容，有人说王蒙太*治。但这就是我。生活的符号、历史的符号令我怀念，钟情无限。这比显摆不显摆重要一百倍。
20世纪的中国，*治、历史、时代、爱国救亡、人民革命、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在社会大变动中，家庭个人，能不受到浸染吗？能不呈现拐点、提供种种命运和故事情节吗？杯水风波、小桥流水、偏居一隅，可以写，当然；但同时写了大江东去、逝者如斯、风云飞扬、日行千里的男女主人公，为此，难道有谦逊退让的必要吗？
王蒙（二排右二）年在中央团校与同学合影
3.要在小说中念叨念叨她们，这是小说人的良心
单三娅：你从来都是一个为女性说话的人，甚至有年轻作家说，你是她“见过的从‘五四’到现在最彻底的女权主义者”。《笑的风》里，你倾注了一贯的这种情感，把没有文化的白甜美写得有能力、有气度、有眼光，有在大潮中弄潮的一切本事，唯一搞不定的却是她的男人傅大成，她用多么惊人的业绩也换不来傅大成安分的心。你的立场、感情显然是倾注在白甜美一边的。但是对于杜小鹃，同样是女性，她充其量就是破坏了白甜美的婚姻，而这个过程中她还不断在纠结，最后又放走了傅大成，她还有优雅知性的一面。她也同样有情感的需要，你却没有给她那么多的同情。是不是因为她是插足者、打破者？可不可以说，这表明你还是一个现有婚姻秩序的维护者？或者说是弱者的同情者？
王蒙
王蒙：可以说我对白甜美是喜爱的，但我对杜小鹃也充满了正面的情愫，写作中并没有陷入二者择一的苦恼。怎么办更好呢？我答不上来，人类也还没有做出万无一失的答案。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傅大成只能在白甜美与杜小鹃之间选择一个，没有一个万全的办法。小说的意义不在于解套有术，但是可以告诉读者：要爱你的妻儿老小配偶，要同情和体贴他们。我从来提倡“爱妻主义”，当然也讲“爱夫主义”，这包含着责任感。你有权利追求个人的幸福，你也有对家庭成员、亲人的责任。至少要明白，你带给对方的痛苦，恰恰就是对你自己的伤害，就是杜小鹃诗里写下的“报应”。人生不满百，不要伤害谁，想想未负心，耄耋犹安慰。
我其实是同情所有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付出了终生代价的妇女们，我想着她们。我特别同情那些原来被包办嫁给某个男性、生儿育女的女性，两代男性人物融入时代大潮，甩掉了封建包办婚姻的包袱，有的还成为高士名家要人，他们的“原配”与“亲娘”女性倒成为封建符号，而她们自己只能向隅而泣。她们当中有我的母辈，还有白甜美这样的姐妹。但不等于我要为封建婚姻唱赞歌，我也没有阻止她们的原配丈夫建立新生活的意思。只是说，现代化是要付出代价的，会把处于旧轨道上的同胞尤其是女同胞甩将出来，许多女性承受了痛苦，被作出了奉献。我要在我的小说中念叨念叨她们，这是小说人的良心。
无论如何，杜小鹃赶上了新时代新潮流，她本人受过良好教育，充满文化自信。我的一位朋友说，在婚恋分裂中杜小鹃胜白甜美是“胜之不武”。好了，有这句话，小说作者就可以祭白氏的亡灵，包括为她那样的同命运人物，洒一掬同情之泪了！白甜美个人材料极佳，但在家里她充满文化自卑，我同情。我还要强调，杜小鹃是善良的，她的名诗与唱词是“要不，你还是回去吧”，这的确是她心里有过的一种想法，绝无虚伪，但与此同时，她又确实毁了白甜美的家。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生活啊。
单三娅
单三娅：我想，对于这些最弱势女性的痛切的同情，最早在你心里种下种子的，应该是你的母亲、姨妈和姥姥的痛苦经历，她们是你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里三位主要女性的原型。但是在《笑的风》里，你不愿意让你的女主人公那么悲惨，而且要为她扬眉吐气。所以白甜美虽然被迫离婚，但因为能够与时俱进，她的命运并不悲惨，经济独立、社会承认、儿女孝顺，她活得相当精彩了！
王蒙：她们确实是弱势个体。对几千年的封建包办，不唱赞歌，但也不等于向昨天前天望去，只有痛斥和冷漠，那也得算是历史虚无主义！现代生活中，仍有父母干涉子女，子女干涉父母，传统的疤痕加上了现代的尴尬。对了，咱们从央视法治频道上，看到了多少与婚恋有关的刑事案件，金钱、门第、交易、欺诈，我们能仅仅是冷眼旁观，甚至是看热闹吗？我们也许难以从家庭维护与司法、民*的角度施以援手，但至少可以在小说里说几句温暖的、体贴的话。对传统，有一点挽歌风，应该是可能的，也许是必要的。
《青春万岁》中文版：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年作家出版社、年作家出版社
4.大浪是水滴构成的，水滴的情态千差万别
单三娅：咱们回到一个永远也说不清、写不完的话题，就是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如果把个人比作水滴，把历史比作大浪，那么从现象来看，水滴只能随大浪涌动。而文学家们，却总是想把那一滴滴的水珠打捞上来，审视、掂量、诉说，告诉人们，它们被忽略了、淹没了、歪曲了、改变了，有些文学写作甚至使人怀疑历史的方向。文学的这类